在中文字库里，与现代“税”字近似的词有“贡”、“租”、“赋”、“役”和“税”。从字面含义上看，“贡”与“赋”与“贝”相关，前者指畿外或外番上交给中央的馈赠，后者则与军队和兵役相关；“役”涉及到人力，徭役是无偿征用的劳力，同样具有财政税收的性质。“租”和“税”与土地相关，田租交予土地的所有者，税则上交给国库。从古代文献上看，古人并没有细致地定义过，近现代学者则有过激烈的争论。一般的说法是，“役”与“人力”无偿征用相关，是最原始的财税形式；“租”与土地相关，“赋”和“税”则与财政相关，此三者先是“实物”性的财税形式，后发展与“货币银铜”相关的高级财税形式。中国古代赋税的发展，就是从“人力”到“实物”最后到“货币”的发展。

《史记》是中国第一部传记体的通史著作，作者司马迁从三皇五帝写到了西汉的武帝，财政税收的记载散见于各处。从《史记》中，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赋税的起源和中国早期财政税收的特点。

赋税的起源与官员的俸禄制

研究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学者，一般把中国赋税的起源定位于西周，也就是《诗·小雅·北山》中的那句“蒲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。按照《史记》上的说法，从夏代开始，中国就有了古代的财政税收：“自虞、夏时，贡赋备矣”，“六府甚修，众土交正，致慎财赋，咸则三壤成赋”。司马迁称，商纣王之所以能够“以酒为池，县（悬）肉为林，使男女裸相逐其间，为长夜之饮”，正是因为他“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，而盈钜桥之粟”。

可惜的是，对西周历史的记载，《史记》并没有涉及到赋税的内容。只是到了秦始皇本纪的时候，司马迁才借李斯之口谈及了西周。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，如何安置亲属和功臣曾与群臣们商议过。结论是不再采用西周的分封制和井田制，而确立新的郡县制度，也就是从封建到专制的过渡。李斯对秦始皇说，“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，然后属疏远，相攻击如仇雠，诸侯更相诛伐，周天子弗能禁止。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，皆为郡县，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，甚足易制。天下无异意，则安宁之术也”。

“以公赋税重赏赐之”成为中国官僚俸禄吃财政的制度雏形。从西周的井田和封建之制到秦汉封建专制大一统，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次社会结构转型，与之相伴随，财政制度也由君臣分封转为官员俸禄。汉代之前，土地归王，诸侯各有自己的封地；国王享贡赋徭役之税，诸侯收田租；皇帝依照人口户头享受全国的赋税，贵族有自己的食邑得到供养。汉文帝曾经说过：“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，各守其地，以时入贡，民不劳苦，上下欢欣，靡有遗德。”此后，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，虽一般不存在分封诸侯王的制度，但都实行过分封食邑的“封而不建”的制度。以汉代为例，田赋主要用于地方官吏和军备支出，中央政权支出基本与田赋无涉，皇室的财政收入主要包括口赋和山泽园池及关市的租税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称，“封者食租税，岁率户二百。千户之君则二十万，朝觐聘享出其中。庶民农工商贾，率亦岁万息二千，百万之家则二十万，而更傜租赋出其中。衣食之欲，恣所好美矣”。

举例来说，吕后的外孙鲁元王偃，年少失父母，孤弱。吕后把他托付给“食邑五百户”的关内侯，让孤儿有所养。到汉代的时候，类似于“高祖时诸侯皆赋”，“诸侯独得食租税”，“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”的文字多见于《史记》之中。

汉孝惠、高后时，“量吏禄，度官用，以赋于民。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，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，皆各为私奉养焉，不领于天下之经费”。对于边关新郡，则有新的政策。汉征发三年，诛羌，灭南越。自番禺以西至蜀南，设置十七郡，“且以其故俗治，毋赋税”。南阳、汉中以外各郡，吏卒的奉食及车马被具，各以土地的比例配给。这些新郡曾发生过小的叛乱，汉发南方吏卒前往镇压，万余人的费用都依赖于均输调盐铁的助赋。到汉代的时候，官员的品级和俸禄制度已然成型。汉承秦制，以“石”定禄秩。从词源上分析，“石”乃租税的计量单位。《史记·外戚世家》且有“《汉律》：真二千石俸月二万”的记载。 

赋税轻重与国家兴亡的关系

从思想观念上看，司马迁遵从儒家。对于赋税的评价，他近似于孔子所谓“君子之行也，度于礼，施取其厚，事举其中，敛从其薄”。他借用孔子的话说，春秋的诸侯们是“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，不知其仁。”因此，对于赋税的看法，司马迁认为轻税和减税可以得民心得天下，重税和苦役则可灭国。

对卫文公，司马迁说他在立国之初的时候“轻赋平罪，身自劳，与百姓同苦”，所以深得民心。对晋国君主，司马迁援引叔向与晏婴的一段对话表明了立场。叔向曰：“晋，季世也。公厚赋为台池而不恤政，政在私门，其可久乎？晏子然之”。 

秦国及秦朝的历史兴衰，同样与赋税相关。商鞅变法，秦国兴起。商鞅革新，除了开阡陌封疆、集乡邑为县、统一度量衡、设什伍连坐之法、依军功授爵、重农抑商、抑宗室兴军功之外，财税变革也是其得意之作。具体地，他一个方面提倡减低税收负担，提“赋税平”口号，另外一个方面扩大税收的基数，“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，倍其赋”，结果达到“居五年，秦人富强，诸侯毕贺”的局面。

秦二世则是因重赋税而亡国的典型。二世以“税民深者为明吏”，宠幸赵高。受赵高蛊惑，二世常居深宫中与赵高决策国家大事，公卿百官不能够朝见。其后，秦二世的法令诛罚日益严酷刻深，群臣人人自危，欲叛者众多。更为严重的是，他造阿房宫，“赋敛愈重，戍徭无已”，结果导致了陈胜和吴广的农民起义。暴动发生的时候，右丞相去疾、左丞相斯、将军冯劫曾经分析：关东群盗并起，秦发兵诛击。杀盗贼甚众却暴乱不止，其中的原因，“皆以戍漕转作事苦，赋税大也”。三人进谏请二世“止阿房宫作者，减省四边戍转”。二世不听，反而斥责他们不尽忠力。无奈，去疾和冯劫自杀，李斯被囚赴五刑。司马迁罗列秦二世的罪过有：无道、坏宗庙、作阿房宫、繁刑严诛、吏治刻深、赏罚不当、官吏不律己，最后是“赋敛无度”，“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”。结果是“陈涉不用汤武之贤，不藉公侯之尊，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”。

作为汉代的史官，司马迁不敢对西汉皇帝多加指责，对汉初文景帝的休养生息和汉武帝敬畏神灵多有褒奖。汉文帝执政的时候，“天下旱，蝗。帝加惠：令诸侯毋入贡，减诸服御狗马，损郎吏员，发仓庾。”对汉武帝犒劳百姓、减免赋税和大赦天下，司马迁则赞赏有加。《史记》载，汉武帝在泰山封禅，对群臣们说，“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，兢兢焉惧弗任。维德菲薄，不明于礼乐”。于是惠民：“赐民百户牛一酒十石，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”；免租：“复博、奉高、蛇丘、历城，毋出今年租税”；赦天下：“行所过毋有复作，事在二年前，皆勿听治”。

孟尝君收税与平原君纳税

齐孟尝君、魏信陵君、楚春申君和赵平原君，多有“广招门客”和“鸡鸣狗盗”的轶事，至今仍广为流传。这里，我们在《史记》中寻找他们的税收故事。

孟尝君为齐威王的孙子、齐宣王的侄子，他继承父亲的封地“薛”，也曾经做过齐国的“相”。他的舍人魏子曾为孟尝君收邑入，也就是收租税。来往三次不曾收到一份租税，孟尝君问他缘由。他回答说：我碰到了有贤德的人，就把钱粮送给他了。孟尝君一气之下赶走了魏子。几年后，有人在齐湣王面前说孟尝君的坏话，称孟尝君将为乱，以及田甲劫湣王。湣王生疑，孟尝君逃亡。曾经受魏子粟的贤者听说此事后，上书国君言孟尝君没有作乱。为了证明这一点，贤者跑到宫门前自刎。湣王知道后去调查，发现孟尝君果然无意图谋，于是复召孟尝君。

平原君为赵国的公子，三次辞相三次复位，封于东武城。赵奢是赵国田部的官吏，他到平原君家里收租税，而平原君家人不肯出租。奢以法治之，杀掉平原君家里九个管事的人。平原君大怒，想要杀奢。奢对平原君说：您贵为赵国的公子，却纵容家臣而不奉公，不奉公就会削弱法治。国法得不到遵循就会使国力下降，国弱了其他诸侯就会发兵侵犯，最后赵国会亡。如果赵国没有了，您还哪有富贵呢？同样的道理，如果您奉公守法，那么会造就一个强大的赵国。赵国强了，身为赵国贵戚的您，谁敢轻视您呢？平原君认为赵奢是个贤人，向赵王引荐。赵王任命奢掌管国家的赋税，赵国因此民富而府库实。